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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海外移民群体 (diaspora)，即华侨华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2011年的研究显示，海外华侨华人的总数约为500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历史上的中国对外移民的后代。而改革开放以后的出国移民通常被称为“新移民”，他们的数量约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庄国土，2011）。“新移民”大致对应于联合国人口司（McAuliffe and Ruhs, 2017）所采用的国际移民定义，即出生国和长期居住国不一致的人士。根据联合国的定义，中国是世界上第四大移民输出国，位列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之后，海外移民有将近一千万人。未来中国对外移民还将保持增长吗？本文试图利用国际移民相关理论，简要地分析中国对外移民的未来趋势。

撰文 | 刘 岩（美国雪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责编 | 黄玉琴

经济增长与对外移民峰值

国际移民总规模的长期增长是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全球跨国移民总数从1990年的约1.5亿增长到2013年的2.32亿，在可预期的将来仍将保持总体增长的趋势（McAuliffe and Ruhs, 2017）。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移民输出国和移民接收国都遵从相似的增长趋势。

一些移民研究学者提出“移民峰值”(migration hump) 理论 (Adam and Page, 2003)，这一理论认为，移民主要由收入差异驱动，某些移民输出国经济增长，导致国内外的收入差缩小，进一步导致对外移民数量会在达到峰值后降低。

事实上，历史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移民净流向的转变。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和爱尔兰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都曾经大量输出移民，随着经济的增长，它们陆续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转为移民净接收国家和地区。丘立本（2004）指出，移民的顶点约在人均收入8000美元左右达到，在此之上的“富裕国家”已没有大规模向外移民的必要。

例如，韩国在1980年代末期之前一直是移民输出国。从十九世纪末起，就有大量的韩国人前往中国、俄罗斯和夏威夷等地寻求生计。在二战以后，韩国对外移民的目的地有了变化。1960年代起，韩国向西德输送了以男性矿工和女性护士为代表的大量的劳动力。在1970-1980年代中东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韩国又向这一地区大规模地输入了作为短期移民的建筑工人。此外，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接纳了大量的韩国移民。19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韩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国内收入提高，对外移民大幅减少，而进入韩国的外国移民则快速上升。韩国于1993年引入了技术培训生制度，招收来自十五个亚洲国家的劳工移民。与此同时，婚姻移民的数量也持续增长。在2000年后，韩国开始有实力吸引一些高技能移民（IOM，2011:32-34）。

从韩国的例子中可以看出，经济持续保持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有潜力迎来国际移民转型，从早期输出高技能和劳工移民，到逐渐减少输出移民，直至大量迎来劳工移民。当经济达到更高阶段时，将有可能吸引外国的高技术移民。韩国在199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00美元（世界银行，2018），也大致与该国国际移民转型时期相对应。

事实上，这一“移民峰”对应着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刘易斯拐点”。其区别是：刘易斯拐点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农业和工业部门之间的人口转移，而“移民峰”理论则将这个逻辑扩展到不同国家之间。

为什么要关心中国对外移民的“拐点”问题？

很多移民输出国（往往也是发展中国家）都有理由关注移民拐点。移民输出国通常会担心人才外流（brain drain）现象，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专业技能的人士——如医生、工程师、企业家等——流向发达国家，不利于本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如果移民峰值可以达到，就意味着人才外流趋势将得到扭转，甚至可以出现人才回流 (brain gain)。

另外一个理由是，对移民拐点的正确认识可以促进移民接收国的民意朝着更富包容性的方向发展。移民接收国的反移民人士往往认为外国移民涌入的自然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他们担忧他们的生活水平受到长期、负面的影响。但是如果预期跨国移民将自然地达到峰值，将有效缓解社会上的排外情绪。

就中国而言，还涉及到海外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扮演的重要角色。“新”、“老”华侨华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帮助当地居民了解中国与中华文化、接触中国商品和服务的桥梁和纽带。在历史上，华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扮演着“中间商少数族裔“(middleman minority) 的角色，其地位处于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阶层（在二战结束以前，往往是欧洲殖民者）和当地的一般大众之间，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Bonacich, 1973）。华人移民史的早期，各地“排华”现象时有发生，但随着移民的后代更加深入地融入当地社会，“老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各地的主流社会所接纳。“新移民”的到来又一次改变了华侨华人与当地社会的关系。例如，改革开放以后有相当数量的中国新移民前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以中小型批发零售和餐饮业等为生。我在加勒比地区所作的田野调查发现，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当地民众往往对于近三十年的中国新移民不够了解，对他们的移民原因、经营模式、生活习惯等存在着诸多误解。一些国家的某些政治党派和媒体人士以中国移民大量涌入为借口，攻击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政策与实践。对“移民拐点”的认识，影响着当地社会接纳新移民的进程。

中国的对外移民“拐点”何时来到？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对外移民已经达到了拐点。由于各国搜集移民数据的口径、统计质量等存在差异，目前还无法从统计上进行全面的评估。然而已经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随着国内收入水平的提升、有吸引力的工作机会的涌现，近年来中国人迁居国外的趋势正在放缓。

以发达国家作为目的地的移民开始减少。全球化智库发表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显示，中国获得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主要移民目的地国家的永久居留及公民身份的数量或占比下降。另外，出国留学人员的增速有所放缓，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回流中国的趋势更加明显。

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目的地的移民则更早出现了下降势头。早在2005年，Haugen 和 Carling对佛得角（一个位于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的华商的研究就指出，新华人移民相当快速地占据了较为有利的细分市场(niche)，后来的商户已经很难盈利。我在加勒比的研究中也发现，当地新移民增长最快速的时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华人商户快速涌入并逐渐多元化发展，开办了超市、百货店、餐馆、建材商店和小型制造业企业等，自2005年、特别是2010年以后，新开办的商业企业只能不断向消费力较低的乡村地区扩展，企业总数和移民增量都趋于停滞。

讨论：结构型的移民拐点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所作的分析是比较简化的，将所有类型的移民合并分析。事实上，移民有多种类型，不同种类的移民群体可能遵循不同的逻辑，展现出不同的趋势。与其他的主要以劳务输出为主的移民输出国，诸如菲律宾、墨西哥等国相比，中国对外移民更加多元化，且有地区差异。这就意味着现有的移民拐点理论可能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的情况。

一般认为，当代中国新移民可以分为四大类：商务移民（包括投资移民和商人等）、非熟练劳动力移民（或称“低技能”移民）、高技能移民（包括未归国就业的留学生等）和短期劳务外派移民（建筑工人等合同期一般少于两年的短期外派劳务人员）（庄国土，2011）。随着中国国内平均收入的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移民很可能是最先开始下降的。例如，笔者在加勒比的调查发现，当地的华人商户近年来越来越难以雇佣到愿意远涉重洋来打工的中国雇工。比如，他们所能够提供的厨师工资约为每月1000美元，这已经不是一个足够有吸引力的薪酬，因此一些华人餐厅开始培训、雇佣菲律宾移民作为厨师。在高技能移民方面，许多研究已经指出随着国内工作机会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近年来留学归国人员的比例持续提高，由2012年的72.38%增长到2016年的82.23%（胡建兵，2017）。与前两类移民不同的是，投资、商务类移民较少以获取更高收入作为目的，因此并不受国内外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

最后，短期劳务输出人员的数量何时面临拐点不能简单地用人均GDP的水平预测。因为外派劳务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息息相关，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商务部（2019）统计显示，近两年对外劳务合作派出人员每年增加两三万人。到2018年末，我国在外劳务人员约99.7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7万人。这可能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务外派人员依然有可能保持增长。